受访：仇浩然

采访及编辑：陈颖

在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过程中，围绕作品的学术性、推广成效等方面的分歧是常见的，但更广泛存在的现实是，尤其在经济下行的当下，许多艺术家在作品售出后，往往需等待数月乃至数年才能收到应得款项，甚至最终分文未得，这种顽疾的普遍程度远超行业所公开承认的范围，不少艺术家在合作中常常陷入不对等关系。

拖欠的发生，表面上或可归因于结算周期漫长、现金流紧张，藏家拖款、成本压力激增等原因，未必全然出于恶意，而艺术家因为职业性格的原因，法律意识相对薄弱，且出于情面、对人脉、行业声誉的顾虑，极少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往往会保持沉默。

在这一“灰色地带”背后，艺术家究竟面临怎样的维权困境？法律能否有效保障其权益？然而，打边炉对于资深律师，同时也是一名艺术收藏者的仇浩然的采访和探讨并不止于法理，更试图从结构性层面切入，剖析画廊拖欠行为背后的系统性成因——画廊资金链脆弱、合同签署缺位、行业监管薄弱等。

我们期望通过多维度梳理，为艺术家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提供指引，也为画廊在经营困境中寻求可持续机制提供思路。依照惯例，文章发布前已经由受访人审校。

口头约定

“追不回款”这类说法是比较笼统的，背后涉及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在现实中，不少展览会被默认为是画廊给予了艺术家参与的机会，如果作品卖得出去，就按五五分成——艺术家与画廊基于所谓的“友谊”或人情往来开始的合作，仅凭口头约定就开始展览，甚至连最基本的合作条款都未谈清，这种凭信用的模式在行业内是长期存在的。实际上，从法律和规范角度来看，哪怕是再友好的合作，也应当有一份书面协议，这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

事实上，许多艺术家之所以不像演艺圈的艺人或作家那样选择走法律途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与画廊之间往往没有签署正式合同。很多人误以为口头协议就等同于正式合同，所以，许多艺术家在发生纠纷后，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往往就是来自微信的截图，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口头协议最关键的是证据，那么，没有书面证明，一个微信截图、一张作品照片，能否构成有效的证据？实际上，口头合同虽然在法律上具有一定效力，但前提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这些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录音、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但其举证难度远高于一个更为完善的书面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口头约定很难在法律上站得住脚，艺术家也就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一般来说，尤其是比较大型的交易，最好都要把口头协议转化成书面合同，因为法院审理时应该就合同文本本身推断，合同外的事情基本上不应该被采纳作为推翻合同的基础（特定事项除外，如订立合同的能力或受迫签署合同的佐证）。而艺术圈的问题就在于，大部分交易依然停留在口头层面，特别是在国内，这种情况很普遍，当然国外也有部分如此例子。

基本权利

很多艺术家往往出于“机会难得”的心理，对相关法律也只了解一半，甚至完全不清楚自己的基本权利，也不具备谈判意识，在关键问题上也不追问，含糊其词，比如展览或寄卖的具体期限是什么？五五分成是否包含税？谁承担运输与保险？若作品未售出，何时必须归还？若售出，画廊收款后多久应支付艺术家的部分？这些都是应当事先厘清的基本问题。

因此，我并不喜欢“维权”这个词，因为艺术家应该在合作之初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谈下了什么，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一顿饭局的时间内就草率决定了合作方式，心甘情愿地把作品给到画廊去做展览，连最起码的协议都没谈妥，后面因为各种原因收不了款，只能说他不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只有当他明确自身的权利所在，后续才能有依据地去主张这些权利。法律从来无法替代常识，它只能帮助那些清楚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如何主张的人。

合理避税

现实中，的确有不少艺术家出于对合作机会的渴望，即便画廊不愿签署正式合同、意图避税或其他原因，也选择默许。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税务。如果艺术家也出于避税目的，不愿留下正式的合同文件，那么在法律上就会陷入所谓“unclean hands”的困境——自身行为不正当，也就很难去主张合法权益。我曾经协助过一位艺术家维权，他与某画廊签署了展览协议，作品最终未售出，但画廊却迟迟不肯归还作品。由于有明确合同作为依据，画廊违约的事实一目了然，一封律师函便解决了问题。但如果仅靠口头协议约定“五五分成”，又没有明确税费由谁承担、由谁代缴，这类模糊不清的合作关系本身就容易出问题。说实话，即使作为律师，我也不愿意介入这种纠纷当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责任难辨。

理论上，当然仍可以主张维权，但当金额只是几千或几万块时，艺术家就会去权衡律师费用与实际追回金额之间的比例问题，而且一旦金额较大，艺术家可能又因担心被税局盯上，承担风险而不敢追讨。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规范的合同，不仅削弱了艺术家的谈判权，也让他们在法律上难以站稳脚跟。

在有正式合同的情况下遇到拖款，其实维权并不复杂，甚至不一定需要请律师。当事人完全可以自行立案、自行起诉，已经足够了。但问题在于，如果一开始的合作就不合规，比如合同中涉及逃税或其他灰色操作，拿着一个逃税的合同到了法院里也是可能会引发其它的法律问题。行业中的“默认规则”——例如不签合同、不开发票、模糊账目、口头承诺，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不规范的生态循环。

我也同意，艺术家在处理税务时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降低税负。所谓“合理合法”，比如设立个人工作室或公司，将工作室租金、创作成本等费用计入运营支出，用以抵扣应税收入，这是符合税法规定的操作方式。但如果完全不缴税，或者将款项打入境外账户，甚至出现画廊为了避税，要求藏家只支付50%的款项给画廊，另一半直接打给艺术家，画廊的收入是否依法纳税也成疑。这些做法就超出了合法合规的范畴，甚至是违法的。对藏家来说，这也令人困惑：我以什么身份、基于什么法律关系，向艺术家个人账户直接转账？这种方式既不符合商业交易的基本规范，也使得艺术家处于风险之中。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遵循商业逻辑才对各方都有保障。只有在制度清晰、合作规范的前提下，艺术家维权才有明确依据。如果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合法或模糊的合作方式之上，日后发生纠纷时，就很难厘清责任。

物权

对艺术家而言，如果合作方——包括但不限于画廊、美术馆或私人收藏家，在取得作品后未及时付款，甚至拒绝付款，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艺术品的“物权”是否已经转移给了对方。如果是与画廊合作，而作品仍然存放在画廊中，并未转交给最终买家，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确认：艺术品的所有权是否已经发生转移？若物权尚未转移，即艺术家仍然是该作品的法定所有人，那么理论上艺术家拥有追回作品的权利，而不是追讨货款的权利。换言之，在物权尚未发生转移的前提下，艺术家无法以“买方欠款”为由主张债权，而只能主张“返还原物”。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交易中对物权转移时间点的界定是否清晰。一旦物权已经明确转移，而款项未支付，艺术家才能站在“债权人”的立场上追讨欠款。但若物权并未转移，追款的依据就不充分，也容易陷入被动。

如果艺术家的作品留在画廊、美术馆或者藏家手里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以寄售的形式交由画廊销售，还是以借展的方式提供给美术馆展示，一旦超过了约定期限还没有归还给艺术家的话，艺术家当然就有权主张返还。前提是，艺术家应当保留有书面合同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作为依据，并且合同里需要明确借展或寄售的时间范围。实际上，哪怕在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也必须保留书面文件，以防止合作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长期占有作品，甚至模糊作品所有权，造成后续维权困难。

长期合作

如果艺术家和画廊本身有长期合作的关系，但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这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合作方式。长期合作应当对应更清晰、更规范的合作机制。艺术家和画廊的长期合作，讨论的问题应该包括：艺术家的日常生活费是否由画廊承担一定支持，后续作品售出时再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分成；艺术家的创作成本如何去分担，根据不同的材质，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艺术家每个月并未获得固定的生活支持，仅依赖作品在艺博会或个展中寄售售卖，而合作方式也只是将作品交由画廊处理，那么这种结构实质上并不等同于“长期合作”，而更接近于一次次临时委托。

有经验的艺术家通常知道，一个专业的画廊不仅仅是销售平台，更应该承担一定的推广职责，艺术家也不应被动地成为画廊“无息贷款”的工具——一边供货、一边等待销售结果，承受全部不确定性。

支付期限

当然，我们也应理解，画廊通常要等藏家付款到账后，才能将款项结算给艺术家，这一点与拍卖行的运作方式类似。但在常规的商业逻辑中，中间的支付条款（payment terms）无非是30天、60天、90天或最长180天，行业内对此有基本共识。当藏家在画廊购买作品时，通常会收到一份付款函（invoice），其中会明确注明付款期限。但问题是，如果画廊与藏家之间只是口头承诺，或仅仅依赖一张非正式的付款函，与约定藏家在若干天内付款，如果藏家迟迟未支付，画廊是否有足够的立场或勇气，单方面取消这张未付款的订单？

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廊面对特定藏家时可能有所顾虑，尤其是那些背景特殊的国内美术馆、私人基金会或“大藏家”。这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他们中不少人在“购买”作品后长期不付款，却又不将作品带走，而是让其继续留在画廊中，过一段时间再要求画廊把这个作品卖出去，从中再去获利。更糟的是，若藏家是一家企业，付款期限还未到，公司就已经破产，那这笔款项就彻底追不回来了。对于这类不规范的买方机构或个人，理论上也希望画廊不去和他们做生意，才能有效遏制“拖款不付款”的现象。

在经济下行的环境里，经济纠纷增多了，这种情况下，画廊在挑选藏家以及安排回款周期时，就显得尤为重要。话说回来，只要作品还在画廊手上，真正的损失其实并未发生，失去的只是一个商业机会。如果对方在所合同所订立的付款期中未付款，销售合同完全可以作废。至于是否愿意执行，关键还是看画廊自身的态度。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权利是否行使的问题——你要不要用？敢不敢用？这才是核心。

事实上，一个藏家是否守信，从他的账期习惯往往可以看出端倪。在正常商业环境下，大多数付款周期都在60至90天之间。而有些画廊在付款函中也可以要求藏家在一周内完成付款，在当前行业生态中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好的藏家当然可以一个星期内付款，但对于拖款成性的藏家而言就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对方如果一直未付款，画廊该如何应对？是选择让订单作废、终止交易？还是继续等待、甚至寄希望于追款？这不仅是一个财务判断问题，更关乎画廊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合作原则。

那么，画廊在收到藏家付款后，应在多长时间内将相应款项支付给艺术家，这一点最好在合作初期就明确约定。据我了解，一些画廊的做法相对规范，在收到款项后会立即将艺术家部分结清；但也有一部分画廊延迟支付，一般在30至60天之间，超过这个期限是否合理，就是所谓的“应收账款”（Accounts Receivable，简称AR），指的是这段可容忍的等待周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画廊在向艺术家支付费用时，理论上应代为扣缴相关税款。但由于许多合作未签署正式合同，这一环节往往缺乏规范执行。事实上，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已构成违法。

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从法律上讲是一种违约。这种违约视乎金额的大小，当事人可以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这类问题在法律上非常明确，就是对方欠你的钱。如果你的作品已经到了他手里，物权也已经转移，并且在合同上注明画廊收到藏家付款后会支付给艺术家，而你又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收款却迟迟未支付，在所有合同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就具备立案的依据。

法律和江湖

很多合约通常是由机构方主导拟定的，艺术家更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在那些涉及自我保护的条款上。比如，合同中可以明确规定当画廊向藏家发出付款函时，应及时告知艺术家。艺术家可以不知道藏家是谁，但至少有权知晓作品已经售出。同时，还应注明画廊在收到款项后的具体付款周期，例如多少天内将艺术家应得的部分结清。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我们在淘宝上购物其实没什么两样——买了东西，付款之后却迟迟不发货，大家都会去追问，就这么简单的事。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艺术家不去起诉？很大原因在于顾虑与画廊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这就与法律无关了，不是法律是否支持你的问题，而是你自己选择不去主张权利，而只是把事情放到小红书上，去拿公众的舆论支持与同情分。但如果真要谈维权，靠在小红书、抖音上发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那只是看谁愿意在情绪上站你一边而已，解决不了问题。从法律层面，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情味，而画廊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掺杂了太多所谓的“人情味”。但是，法律和江湖是不搭钩的，这是两套逻辑。

量化合作

实际上，就我所接触的层面来看，很多画廊与艺术家之间的不愉快，更多源自于对推广力度和照顾的预期落差，而不是直接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是一方期待过高，另一方由于各种现实原因尚未能兑现。实际上，这也可以通过合同去量化解决。如果客观上达不到，可以坐下来再去谈或者终止关系，而不是停留在“尽量安排”“以后有机会”这类口头承诺上，这是虚的。

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国际画廊都会与艺术家签署明确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范围（例如亚洲地区代理权）、合作期限、是否为独家代理，以及艺术家是否可以与其他地区的画廊合作等。合同中通常还会约定画廊在合作期内需为艺术家安排若干次展览、参与艺博会、出版等事项，这些都是通过书面合同来加以规范和保障的。那些在合作中出现问题的艺术家，与画廊之间是否曾建立这样一份正式协议？其实，一份简明的合作协议也并不复杂，很多时候连这样一份基础的文件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在某些交易环节，尤其是涉及税务处理的部分并不规范或存在灰色地带导致的。这种常态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市场制度的不足。

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在香港，相关规范和执行相对完善得多。在香港，有画廊协会这一行业组织，艺术家所谓的维权，方法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向画廊协会投诉来维护自身权益。香港也设有消费者委员会，提供更广泛的申诉渠道。如果内地也能建立起更规范、具有约束力的组织，例如合规的画廊委员会，那么至少在面对画廊拖欠款项等不当行为时，艺术家至少第一步可以有一个正式的投诉和调解机制。

财务常识

很多时候，画廊拖欠款项并非出于主观恶意，而是因为现金流紧张或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成为合理的借口。在一般的运营安排上，基本都会确保有至少3到6个月的运营资金储备，以避免沦落到“这个月付不出，下个月再想办法”这个地步。财务上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在专业运营中是不应该出现的。这其实是最基本、最合逻辑的财务管理常识，就算是个人，也不应该作为一个月光族，自己手里的现金流都会至少把未来几个月的租金，或者日常费用留着，甚至还会加上应急储备，如果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都有钱在自己身边。

而现实中，画廊的运营也许会受到展览安排和艺博会周期的影响，导致现金流状态存在一定波动，这也说明，画廊不应把回款过度依赖于一两场艺博会，如果平时没有回款，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运营状态。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稳定的回款时间表，是每一家画廊必须面对的基本商业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一周期、保障日常运营的资金稳定，归根结底是一个财务管理问题。每家画廊都应设有合理的营运资金贷款安排（working capital line），至于是否启用，则取决于各自的经营状况。从理论上说，画廊自身属于画廊的藏品完全可以作为抵押物 （如有一定的公允价值），通过某些可能合作的银行获取一定额度的营运贷款。这在其他行业早已是常规做法，艺术行业同样具备可行性。

事实上，之所以不需要所谓的“艺术法”，本质上是因为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已涵盖了大部分核心问题。就像房地产交易一样，也是依托合同法进行管理，他们看起来有完善的交付流程监管和法制规范，也是从过去的交易经验里总结和累积出来的，比如产权证的交付、定金的支付时间点、分期付款安排等，都是协商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讲，艺术交易也可以借鉴这种成熟的框架。

学术与商业

如果大家都能守规矩、彼此尊重，那么法律其实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保障工具，这才是比较理想的行业状态。就我接触的画廊而言，大多数还是相对规范和理性的，我收到的付款函也都比较正式，他们与艺术家的合作关系整体来看也较为健康。

在我看来，真正支撑一家画廊品牌的，是其背后的信用系统而不是“学术地位”。江湖地位只是在一个饭局中的不清不楚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