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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丰:传统艺博会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

原创 今天

万丰©受访者供图

过去多年,大陆与香港艺术生态之间的错位与缝隙不断累积,无论是制度建设、机构实践还是艺术家工作方式,都呈现出各自独立发展、各自回应现实的面貌,而疫情后的重新流动,则让一种更迫切的现实浮现——两地艺术体系虽相邻,却对彼此的内部动力理解有限,交流与观察的机制也始终零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立足广州的民营艺博会,魔灯当代连续两年设立“香港聚焦”单元,并联合策展人万丰找到既微小又绵长的切口,将香港艺术场域中长期发展的线索、方法与问题带入广州,试图让也许没那么遥远却常被忽略的另一套语境得以被显化、被理解。

而今年第二次主导策划“香港聚焦”单元的万丰,希望借由这一项目所完成的探索和尝试,正在逐渐变得丰富和清晰:去年以“水系”为线索,将影像作品作为载体,从地理、流动与历史想象重新梳理香港这一无数命运和故事的发生地;今年则进一步从香港艺术生态中提炼“档案”作为策展核心,将机构实践、艺术家方法、影像叙事与历史材料重新编织,试图把艺博会空间转化为一种可以“阅读”与“回看”的现场。

用万丰的话说,在一场艺博会上用双年展的方法做一场展览,本身就是具有实验性色彩的尝试,但也正是这种实验性,使得我们能够从更宽阔的视角回望香港艺术现场,并思考它在当下艺博会语境中的可能性。而在国内艺博会整体面临转型压力的当下,魔灯当代连续两年设立“香港聚焦”单元,本身也已是一种姿态——它既回应大湾区内部久已存在但并未真正被系统化梳理的艺术联系,也在尝试突破传统艺博会以商业为核心的展示逻辑。

距离2025魔灯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广州开幕前还有两周,我们和正在巴黎出差的万丰进行了一次聊天,这次交流既在基本面上围绕此次“香港聚焦”单元的策展初衷和思路,又在更广泛的层面辐射至他的多线工作,例如作为一位深耕香港的长期艺术观察和写作者所看到到的香港艺术本土性、与内地尤其大湾区之间的可沟通性,以及作为致力于推动彼此间交流的行动者所试图探索出的、属于今天的艺博会生态建构实验。


以下为打边炉与万丰的对话整理,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者确认。


2024年魔灯当代香港聚焦单元现场©受访者供图

档案


ARTDBL能否先介绍一下香港聚焦单元在魔灯当代这样一场艺博会中的角色意义?

万丰:作为广州新生的民营艺博会,魔灯当代一直努力和香港艺术界建立联系,香港聚焦板块已做到第二年,艺博会之外也在对接不少香港的画廊、美术馆。不过大湾区要成为艺术资源和人员流动频繁的区域,还需要时间,魔灯当代的这些动作正是推动这种联动的一种努力。

这是我第二年和魔灯当代合作香港聚焦项目,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始终在探讨快速、有效且易参与的合作方式。去年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魔灯当代拿出7个独立空间作为放映厅,展出来自香港本地或国际画廊推荐的7位艺术家的影像作品,这种做法在艺博会里比较少见,几乎是在艺博会场地内做了一个双年展项目,也让我有空间在作品里梳理出有趣的线索。去年提取的关键词是“水系”,从物理层面看,珠三角的联结本就依托水系,广州与香港借水系互通,香港又可作为放射节点向外辐射;从人文层面,这也关联着网络中人群的流动历史——中国人向外迁徙、外国人来到香港和广州后对这片土地的观察,而展出的作品均在香港制作或发生,既有新作,也有超过十年的旧作。

ARTDBL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香港单元都有哪些变化?

万丰:今年的香港聚焦板块仍保留了影像环节,不过收缩到一个放映空间内轮流播放;整体单元的面积更大了,内容切入也更直接,艺术家选择不再局限于和香港画廊有合作关系的群体,增加了实验性和当下性,这也更契合香港艺术生态的丰富性。

今年香港板块分为三个部分:香港艺术家个案研究、香港机构个案研究以及影像单元,整个策展方向围绕“档案”这一关键词展开。以机构角度举例,也许能更好理解“档案”线索,在我的观察中,香港的机构实践常和档案的产生、制作、保存与再激活深度绑定,且这种工作方法不只是机构专属,已深入到香港艺术圈从个人、小组到机构等不同规模的工作单位中。

因此这次入选的艺术家个案及特别项目,都带有很强的档案意识,比如如何与历史档案互动、如何将档案作为物质性材料运用——它可以是平面的、影像的,也可以是雕塑或装置形态。我们就是想借“档案”这个小切口,呈现我观察到的香港艺术生态与创作氛围。

回应

ARTDBL在你看来,“档案”对于建构香港艺术史乃至亚洲艺术史体系,其地位是核心性的吗?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自身的创作以及机构角色在档案意识上的自觉性和自发性是否在不断加强?

万丰我认为档案的地位是核心性的,且相关主体的档案意识自觉性也在持续提升,这一点可以通过本次香港聚焦单元选定的两个极端且典型的机构案例来具体说明。

第一个是我近期任职的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过去五到十年,该机构格外重视艺术史重要个案研究,尤其聚焦那些因历史原因被埋没的、与亚洲或中国相关的艺术家,会通过新的研究与展览让他们重回大众视野,这种偏向学术的方向本是艺术史学者的领域,足见其对历史性的重视。同时它有个明确共识:每一个展览都要同步推进研究与档案图录生产,几乎每个展都会产出专属图录。这种 “老派” 方法却十分有效,能将展览产出的艺术史知识以出版物形式留存 —— 毕竟展览会落幕,图录却能长久保存成果。其实这已是香港艺术机构的行业共识,它们都会在图录上倾注心力,图录里除了基础展陈信息,还会收录大量研究文章。将亚洲协会纳入单元,也是为了展现这类机构化档案工作方法仍在高效运转,此外其也在拓展存档类型,比如关注艺术家个人档案,不过这类档案多是后期弥补,毕竟不少小型实验展的信息早已流失,只能从前辈档案堆中挖掘。

第二个是逸东酒店,它在香港本地颇具知名度,但内地鲜少有人了解。提到艺术与商业结合,大家多想到 K11 这类商场艺术空间,而逸东酒店的模式很独特。它地处尖沙咀与深水埗之间,十多年前完成改造,成为年轻化的时尚酒店,同时将部分空间打造成 “Tomorrow maybe” 等实验艺术空间。其艺术布局远不止于此,酒店的酒吧、音乐场地、放映厅及公共区域还会办市集等活动,实则是把香港青年与社区文化融入其中。它以当代艺术为切入点,却不局限于此,还涵盖表演、驻地、社区营造等项目,格外关注 LGBTQ 群体及菲佣、印佣等少数族群,这与诸多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主题高度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逸东酒店前身为香港旧戏院,机构会通过历史研究和艺术项目回应这段过往,本质是将自身档案研究转化为项目创作材料。本次魔灯当代,它也会展出一批激活场地档案与历史想象的委任影像、绘画作品,借此讲述场地与香港的变迁历程。

2023年,城市当代舞蹈团与逸东酒店合作策划举办《重(构)/再(演)》©受访者供图

持续

ARTDBL用接近双年展的策展方式做艺博会单元,尤其是对空间做较多特殊规划,这种工作方法的可持续性如何?会不会担心被艺博会的商业性吞噬?

万丰:我觉得被商业吞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板块的实验性很强,本届基本没有强商业介入,只有一位艺术家林岚有签约画廊合作,但我们选的是她商业属性很弱的作品;其他艺术家都没有签约画廊合作,带来的也都是实验性较强的作品。

相比被商业吞噬,我想更需要思考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这其实也关联到对当下艺博会形态的思考,目前国内整体经济环境给艺博会带来了不小挑战,不管是上海、北京还是广州、深圳的艺博会,都面临转型问题——是坚守传统模式,还是探索新路径?我看到西岸的艺博会也在做尝试,除了常规画廊单元,还拓展了其他板块。

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考验着艺博会运营方对未来形态的想象。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有些理想主义:传统艺博会的“卖货”属性,不仅让艺术圈人士觉得逛展无聊,对普通观众也不够友好,现在艺术系统早已过了碎片化、商品化的阶段,观众想看好作品、好展览,有美术馆、独立艺术空间等很多选择,早期艺博会承担的艺术教育角色,其实已经需要转型了。

十年或十五年前,观众在艺博会看到国外画廊或陌生艺术家的作品就会很满足;但现在的艺术展览越来越注重语境化,观众既关注作品本身,也关注作品的创作语境和策展逻辑,这就要求艺博会在大众艺术教育层面再往前迈一步——能不能让展位不再是孤立、碎片化的单元,而是向更系统的展览形态靠拢,同时又保留商业操作的空间?这个问题还需要持续探索,我们这次的尝试也不算标准答案。

ARTDBL在你参与或参观过的艺博会里,一个艺博会能否给策展人或参与者提供实验空间,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

万丰:能支持这类实验性工作确实很重要,国内愿意且有弹性做这种尝试的艺博会其实不算多。这次香港主题的实验单元能在广州落地,一方面因为魔灯当代是民营艺博会,决策更灵活;另一方面也和广州的地域特质有关,广州人做事务实、高效,觉得事情值得尝试就会推进,这种尝试的节奏和方法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当然也有机缘巧合的成分,毕竟事情最终是靠人推动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感性判断,有时比理性规划更能促成这类实验。至于这种模式能否成为行业标准,真的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迷思

ARTDBL当前大陆的艺术机构,比如画廊、美术馆,大多困扰于经济问题,比如如何造血、寻求多元支持,在你看来香港本土画廊或艺术机构的核心焦虑和急迫问题是什么?

万丰:只要是机构化运作,就一定会面临资金来源的压力,这是共通的,不过香港的资金来源会更丰富多元且有效。比如香港有艺术发展局,很多展览项目可以申请其经费,这个系统虽有官僚刻板的一面,但也很公平,给了年轻艺术家很多机会——不少青年艺术家毕业后的第一个个展,就是靠艺发局的青年项目经费完成的,虽然金额不算多,但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像亚洲协会做香港艺术家回顾展或研究个展,也能申请艺发局资金。

此外艺发局还有资金配对项目,机构如果通过社会渠道筹到款项,能获得1:1的政府资金配套,相当于把项目资金翻倍,这对机构助力很大。不过亚洲协会和逸东酒店这类机构,不会完全依赖政府资金,会结合项目需求整合资源,当然政府资金也有局限性,比如会对项目内容、受众群体有一定把控。

香港还有不少像逸东酒店这样的商业主体,会主动投入资源做艺术和社群项目,不只是出于商业考量,也有文化理想主义的驱动;再比如南丰六厂这类和商业地产关联的机构,其艺术项目的专业度和文化追求也远超“引流”的商业目的。另外香港愿意长期支持艺术的赞助人也更多元且国际化,像AAA、Para site等机构,不少赞助人已持续支持了十年甚至二十年。这种多元的资金来源,让香港艺术机构的生态更多元,也能支撑其长期运作,不过各类资金也都有各自的挑战。

ARTDBL内地艺术家近两年面临全方位压力,比如基本生存、和画廊的合作模式都在面临挑战,想知道你观察到的香港本土艺术家的状态是怎样的?

万丰:我觉得摸索生存之道本就是贴近生活本质的事,内地之前可能对“成功艺术家”有迷思,觉得签约画廊、作品大卖、过上优渥生活才是目标,这种想象需要经历现实打磨才能回归理性,而香港艺术家早就经历过这种“生活的毒打”,基本没有这种迷思。

很多香港艺术家会有本职工作,比如这次参展的郑子峰,是给媒体拍新闻影像的,工作很忙,只能挤间隙做创作,还当过策展助理,他没有画廊合作,艺术创作对他而言很纯粹,甚至还要自己掏钱。

还有不少艺术家会去学校教书,香港的教职收入不错,能支撑他们的创作,也能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不用被商业画廊捆绑,像这次参展的林岚,中大艺术系出身,做了多年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快50岁才成为全职艺术家,且仍在摸索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其实艺术家靠艺术难以维生是很正常的事,没必要过度理想化,关键是有没有坚持创作的决心,而当下的艺术系统也比以前更愿意给艺术家机会,年轻人可以通过机构驻地、项目合作等多元路径发展,不用拘泥于传统模式。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其建筑前身为前英军军火库建筑群中最古老的建筑物©受访者供图

回暖

ARTDBL你致力于香港艺术生态观察与写作多年,对大湾区艺术生态整体性和可沟通性的看法是怎样的?

万丰:从历史来看,广州和香港的联结本就很密切,这种联结的变化,也不只是两地关系的改变,更是整个大湾区乃至大陆与香港交往模式的变迁。

疫情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两地艺术交流在回暖,我自己做了不少把香港艺术家带到深圳、广州参展的项目,其他类似交流项目也在增多,香港艺术界人士也更愿意来深圳、广州看展。比如前两周的广州阿那亚开放,吸引了很多南方地区包括香港的从业者;我今年在深圳湾厦和广州时代美术馆做的展览,也有不少香港机构的朋友专程来看,毕竟两地交通很便捷,开车或坐高铁一两个小时就能到,远比去上海、北京方便。

不过大湾区内部的艺术生态差异还是很大的,香港和深圳、广州的艺术生态,在机构化成熟度、资金来源、展览规划方向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不会因为地理邻近就自然形成统一系统。比如这次带来的逸东酒店,其运作模式、关注主题就和内地的实验性艺术机构截然不同,不过他们也很愿意出来交流,不仅借这次艺博会做品牌推广,其艺术团队也想借此机会了解广州的艺术生态,还会在广州停留一周多,参与全程的交流活动。

ARTDBL你如何理解艺术交流在此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万丰:如果不交流,只会加剧断裂,很难界定是断裂导致不交流,还是不交流造成了断裂。我作为在香港生活15年、此前在上海待了10年的大陆人,能明显感受到两地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不管是大陆对香港,还是香港对大陆,相互的理解其实都很欠缺——我们曾沉迷于香港的电影、音乐等表层文化,但很少有人深入了解香港的内在。

所以作为文化工作者,我觉得有责任搭建交流桥梁,一方面消除彼此的误解和刻板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在这种双向介绍中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对我而言,围绕香港展开的艺术工作,也是理解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艺术状况的一种方法,毕竟香港的历史和大陆历史深度绑定,其人群流动、身份认同、文化变迁等微观议题,都能折射出更宏观的脉络。

而且香港的区位优势依旧明显,它是华人向外流动的重要节点,比如巴黎的不少华人艺术家,若想回到内地,第一站往往是香港或台湾;香港巴塞尔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系统的带动和影响也仍在持续,不管向内还是向外看,香港都是帮助我们理解艺术生态流动的重要窗口。

ARTDBL你在香港生活多年,身份也具有流动性,现在又多了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艺术馆和展览主管的新身份,想请你聊聊这个新身份,以及后续的工作规划。

万丰:独立策展和机构工作的区别很大,独立策展对资源的消耗小,工作也更灵活,累了可以休息,大不了暂停项目;但机构工作要处理的层面更多,比如资金来源、多方协作等,挑战在于如何用机构化的方式整合资源,让资源和我想做的项目同频。

我愿意来亚洲协会尝试,是因为其过去几年的策展方向偏重历史性研究,这和我近两年的关注方向契合——我在和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创作者在往历史研究方向发力,当代艺术的“历史性转向”让我觉得回溯历史对当代创作很有价值。

我不会彻底改变亚洲协会的既有方向,毕竟其路径和愿景有很强的固有价值,我想做的是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当代视角:比如未来会增加当代艺术展览的比重,在古代与现代主题的展览中,搭配平行的当代项目做呼应;除了展览馆的常规展览,明年还会拓展论坛、研讨会、影像及表演类项目,这些项目不会是零散的,而是围绕同一核心方向交织推进。

另外,亚洲协会的关注区域也会从中国和东亚向外拓展到东南亚,不过所有项目都会立足香港的独特时空视角,在拓宽视野的同时,最终回归到香港的地域语境中,让项目形成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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