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陈璐

编辑 杨诗月

 一座会“做梦”的博物馆 

采访时间改了又改。开幕后的几天，雷菲克·安纳多尔（Refik Anadol）已经被这座新博物馆吞没了。到了真正连上线的那天，他还是迟到了十几分钟。公关在另一端非常抱歉地解释，说博物馆里临时出了点问题，他正和团队一起处理。她说，这几天很不容易，他太忙了，但一定会出现。

这话听上去像一个隐喻。DATALAND官方称自己是一座“living museum”——一座活的博物馆。影像、声音、气味、传感器、自然数据和“大自然模型”（Large Nature Model，下称“LNM”）被连接成同一个系统。只不过，一座“活的博物馆”，首先也意味着一座会出故障的博物馆。

终于，安纳多尔出现在视频那端，他正从展厅一边走，一边同沿途的人打招呼。有人认出他，停下来请求合影，他便停下，靠近镜头之外的人，笑容热烈。

看到安纳多尔，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会成为AI艺术领域最容易被记住的面孔之一。他不像许多当代艺术家那样习惯于以怀疑、冷峻或批判性的语气谈论技术。相反，他总是带着一种积极的确信。梦、记忆、人性、智能，这些词在他的语言里频频出现，彼此并不冲突。机器不是人类想象力的敌人，而是它的延伸；数据也不是冷冰冰的统计对象，而是一种可以被转译为感官、情绪和记忆的材料。

过去十多年里，安纳多尔不断把这种实践推向更大的尺度。洛杉矶爱乐乐团一百年的档案、MoMA的馆藏，城市图像、宇宙档案和自然数据，都曾被他转化为巨大的生成影像系统。DATALAND可以被看作这条路径的下一步，他不再只是做一个项目，而是试图为这种艺术形式建立一座长期运转的机构。

所以，DATALAND为什么一定要叫“博物馆”？为什么不是一个实验室、一个平台，或者一个沉浸式体验空间？

当我抛出这个问题时，他几乎立刻把问题拉回到“机构”本身。安纳多尔说，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十多年，现在是时候创造一种不同的博物馆，去认真对待AI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实践。对他来说，DATALAND不是把数字作品搬进一个空间，而是让技术进入博物馆的“身体”。他说，“技术在DATALAND的DNA里，在墙体、混凝土、玻璃、投影和 LED 屏幕之中。”

DATALAND这个名字本身，也包含了他对这座博物馆的理解。“Data是机器可以计算和测量的信息，Land则是非常人类的东西，是我们地球、我们这颗星球最基础的部分，是它的表面。”两个词放在一起，是因为他想把虚拟和物理连接起来。“这种艺术形式并不全都存在于电脑或屏幕上，”他说，“它存在于一个物理世界里，在那里，虚拟与物理相连接。”

他随即提到教育项目、艺术家驻留项目，以及即将到来的数字艺术收藏。DATALAND想证明，AI艺术不只是一次展览或委托作品，它也需要自己的空间、收藏和公共入口。在安纳多尔的设想里，观众不该只是站在影像前被包围。展厅里的“思考画笔”允许观众画出自己心中的图像，LNM也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只是，使用一个工具，并不等于理解这个工具如何工作。所谓“开放”，究竟是开放一个可用的创作界面，还是开放模型、数据、训练过程和背后的判断标准？

  这只是另一种沉浸式奇观吗？ 

安纳多尔并不是在一片欢迎声中建立DATALAND的。2025年，佳士得首次举办AI艺术专场拍卖时，曾引发数千名艺术家联名抗议，抗议者认为许多AI艺术实践建立在未经许可的作品抓取之上。安纳多尔也在那场拍卖名单之中。不过，佳士得与部分参拍艺术家否认相关指控适用于所有作品，安纳多尔本人也回应称，其参拍作品使用的是NASA公开数据集。

在评论界，他同样引发过尖锐分歧。针对2022年在MoMA展出的《无人监督》，艺术评论家杰里·萨尔茨（Jerry Saltz）以近乎嘲讽的口吻批评它为“毫无意义的博物馆平庸之作”，又像是“放松练习、亢奋的TED演讲和NSA级数据挖掘的混合体”。

对一些批评者来说，问题早已不在于影像是否壮观。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作品背后看不见的流程。数据被收集，算力被调用，自然、档案、艺术史和观众身体被重新加工，最后变成可以展览、售票、收藏和流通的经验。

安纳多尔显然意识到这些质疑。谈到LNM时，他说，有些人对AI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看法，似乎AI只能以他们熟悉的方式被使用。但他希望DATALAND展示的是“AI的另一个世界”——可持续计算、伦理数据采集，以及一种不只停留在屏幕上的艺术经验。

他的语气里始终有一种近乎布道式的确信。他不愿意把AI首先设想成威胁，而更愿意谈论观众如何被触动。采访一开始，他就提到，DATALAND开幕只有五天，但已经接待了数千名观众。“有人哭了。有人经历了精神性的时刻。有人像是在穿越自己的内在世界。”他还说，很多观众走出展厅时觉得自己“从未这样听见自然”。

这样的表述当然很容易招致警惕。沉浸式艺术已经太擅长制造“震撼”了。过去十年，从teamLab 到梵高光影展，“沉浸式”几乎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大尺度投影、适合拍照的空间、昂贵票价、可分享的视觉体验……观众被包裹、被感动，但他们未必真的理解自己正在观看什么。DATALAND要面对的正是这种怀疑，它究竟是在拓展AI艺术的边界，还是制造一个更昂贵、更精密的沉浸式空间？

  谁的自然被机器梦见？

比起沉浸式空间，安纳多尔更想强调的是生成过程。影像只是浮现到建筑表面的部分，在它背后，数据、模型、实时反馈、声音、气味和观众的身体反应共同构成了一个现场。他告诉我，人类走得太快，已经忘记自己与自然的联系，而自然本身也是一种“活的智能”。

DATALAND的官方叙述里曾问，AI是否能够发展出对自然的“共情”（empathy）？我问他，这里的“共情”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把它解释成机器获得了某种情感，而是说，那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平静共处”的方式。

“它不是替代自然，”他说，“事实上，它让那些已经与自然断开的人，更重新连接自然。”他甚至认为，人类还没有真正理解“自然作为一种技术”这件事。这里的“技术”并不是一个被他严格展开的概念，更像是他面对雨林时的一种感受。自然不是一片静止的风景，而是由声音、色彩、气味、飞行、繁殖和共生关系构成的复杂系统。

展览“机器之梦：雨林”是一段穿过五个展厅的感官旅程。观众进入后，面对的不是一幅被放大的雨林图像，而是一套正在呼吸和计算的系统。手指在屏幕上涂画，模型会回应笔触；墙面、地面和天花板逐渐变成影像，人像是坠入由花朵和蝴蝶组成的虫洞，又被一只蜂鸟引向山谷、溪流和一棵发光的智慧之树。

原创音乐、雨林中采集的自然声音，与亚马逊原住民部落Yawanawá相关的叙事元素交织在一起，气味则通过观众佩戴的设备在不同段落中释放。到了“无限房间”（Infinity Room）展区，这场机器梦里出现了生态学家大卫·博因顿（David Boynton）于1987年最后记录到的考艾岛吸蜜鸟（Kauaʻi ʻŌʻō）叫声。这种鸟后来被认定灭绝，那段声音也常被认为是最后一只雄鸟对再也不会回应的伴侣发出的呼唤。

但对安纳多尔来说，这场展览首先是一段非常个人的雨林记忆。五年前，他和伴侣埃夫孙·埃尔克勒奇（Efsun Erkılıç）受邀前往亚马逊雨林，与Yawanawá原住民相遇。他说，那些人是自己遇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人之一”，也是他的“导师、老师和精神领袖”。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改变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

其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自一只玻璃般半透明的蜂鸟。他说，自己曾在夜晚的梦里反复看见这只鸟，便去问Yawanawá的领袖：“我为什么会看见这只鸟？”对方告诉他，人们只有在这种鸟飞去带走一棵智慧之树最后一口呼吸时，才会看见它。对他来说，这个展览正是一次从那段雨林经历出发，把记忆、情绪和梦境转化为作品的尝试。

这段故事非常打动人，也正因此不能被简单当作艺术家的灵感故事来看待。安纳多尔说，真正令他触动的是，Yawanawá允许他把这个故事视觉化。这里的“允许”很重要。它让这个梦不只是艺术家的私人灵感，也带着某种关系、信任和边界，即哪些故事可以被讲出，谁可以讲，又以什么方式被讲述。

这个问题也延伸到了DATALAND对数据的理解。他强调，围绕LNM展开的工作不是从互联网任意抓取图像和声音，而是通过机构合作、公开数据和团队自采建立自然数据集。官方列出的数据合作方也包括史密森学会、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盖蒂和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等机构。

但“伦理数据”不能只停留在展厅文字和发布稿里。自然不会自己变成模型，得有人进入雨林、录下声音、拍摄图像、整理资料，也得有人去决定哪些材料可以进入数据库，哪些故事能够被转译成影像，又以什么方式被观众看见。尽管“大自然模型”基于自然数据，但这些数据仍然由人选择和组织，观众该如何理解模型背后的人类视角？

“DATALAND是人类与机器合作发生的地方”，安纳多尔回答，并非“AI接管了我们的工作，或者AI做了一切”。他提到，工作室里有许多人参与其中，团队也曾进入16片雨林采集自己的数据，积累了10万小时的自然声音记录。也就是说，DATALAND 呈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个经过采集、筛选、训练和想象之后，被重新组织出来的自然。

  当心跳也成为作品  

观众也被纳入这场机器梦之中。进入DATALAND时，他们会佩戴生物传感设备，心率、皮肤温度和皮肤电等信号都可能参与作品的实时变化。官方声明，这些匿名的生理信号会和环境数据一起，被转换成“大自然模型”可以理解的“情绪”语言。

针对这部分数据的安全问题，安纳多尔在采访中解释，系统默认并不知道观众是谁，除非观众主动选择被记住，否则 DATALAND 的默认机制不是保存，而是遗忘。“我们的默认网络不是为了记住数据，”他说，“而是为了忘记数据。”

这句话有点出人意料。毕竟，博物馆通常以保存为使命，保存一件作品、一份档案、一段历史，甚至一种解释。可到了观众数据这里，安纳多尔给出的答案却恰恰相反。在DATALAND ，负责任的制度不一定是保存更多，而是默认匿名、允许退出、及时删除。

不过，“遗忘”只有在技术和制度上都能被验证时，才不只是一个漂亮的伦理姿态。生理信号会不会参与后续模型优化，是否与票务和会员系统分离，观众选择“被记住”时究竟同意了什么，都会决定这句话是否足够可信。

但这个问题，又反过来照出了DATALAND作为博物馆的另一重悖论。它必须忘记某些观众数据，却又想要把这些实时生成、持续变化的系统纳入收藏、研究和机构记忆之中。于是，一个更传统、也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件作品永远在生成，永远被环境和观众改变，它究竟该如何被保存？

对此，他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答案。“这正是挑战，”他说，“一个美丽的挑战。”他提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无人监督》时，已经让他意识到，这种媒介不能完全沿用过去的收藏方式。《无人监督》仍然是一种人工智能格式的“绘画”，而在DATALAND，观众的情绪和身体反应也成了作品的输入，事情变得更难界定。“我们还在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说，“我还没有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了这座博物馆——为了学习答案。”

这大概是整场采访里最诚实的时刻。DATALAND的官方资料里，有很多很大的词汇：世界第一座人工智能艺术博物馆、活的博物馆、机器的梦、自然的智能、人与机器对自然的共情。但当这些词落到具体制度上，答案还没有完全成形。

这未必只是DATALAND的困境。十九世纪的公共博物馆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如何代表“公众”，二十世纪的现代美术馆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收藏影像、网络作品和观念艺术。DATALAND只是把这些尚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放进了一个高度可见、也高度商业化的空间之中。

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The Grand LA，周围是布洛德美术馆、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华特·迪士尼音乐厅，背后又有谷歌云、英伟达、欧莱雅高端化妆品部和生物传感公司Empatica。走进DATALAND，很难把它只看成一座美术馆。

安纳多尔似乎也并不打算把这些区分清楚。DATALAND既像博物馆，也像实验室，像科技公司的展示现场，甚至像一个品牌体验空间。这也许正是AI艺术在今天的真实处境。人工智能太抽象了。它必须进入声音、影像、气味、味觉和身体反应，普通观众才可能真的感觉到它。而AI艺术在这个时代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也越来越难完全离开算力、传感器和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

采访快结束时，安纳多尔提到一个观众。那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女士，原本并不熟悉AI艺术，只是因为听说过他的名字而来到DATALAND。她走到第二个展厅后哭了。安纳多尔说，她告诉他，这是自己生命中最有启发性的经历之一。后来，她又带着家人回到这里。

我无法判断那滴眼泪究竟来自什么。也许是雨林的声音，是蜂鸟的故事，是巨大的影像和香气，也许只是一个人站在被技术包围的空间里，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身体、心跳和反应。DATALAND最打动人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或许正在这里。它让观众进入作品，也让作品回应观众。可是，当机器开始以艺术的名义感知我们时，我们是否也更清楚地感知到了机器背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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